深圳中小企业深陷严冬：企业衰落 薪酬要涨

　　5月初的深圳，气温已经达到30余度，但是，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老板丝毫感觉不到初夏的热意，冬天的寒意迟迟没法散去——虽然春节已经过去3个多月，但他们昔日繁忙的工厂车间，依然显得有些冷清，而且他们已经意识到，今年的大环境完全变了，不会像前两年，只要熬上一段时间，工人肯定能回来的。

　　面对此情此景，广东省政府官员及各企业正在思考：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如何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在世界工厂生产线上的打工仔有没有获得满意工薪的可能？面对产业升级的严峻挑与扩大就业的二难选择，究竟该如何取舍？短时间内二者能够兼得吗？

　　企业衰落阴影下的涨薪愿景

　　(旁白：那些曾经创造了一波中国民营经济神话的企业主们，正面临何去何从的痛苦煎熬，为员工加工资显然暂时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

　　今年年初，来势异常凶猛的民工荒让很多广东民企老板大呼“这个冬天有点冷”。可在接下来的这个黯淡的春天里，《劳动合同法》、原材料上涨、退税减免等接连来袭，让大量中小民企的老板们终于彻底深陷“寒战”。工资，成了最容易触动他们神经的字眼。

　　5月8日，深圳市重点工业卫星镇布吉镇某民营制衣厂。

　　若不是厂里的年轻工人请假去市区看奥运圣火传递，老板王英哲已经完全忘了这件举国而动的大喜事，充斥在他不安的神经里的，似乎只剩下了那堆凌乱的帐单以及已接近停产的制衣车间。
　　
　　进入工厂大门，绕过空荡荡的仓库，就是如今已不再嘈杂的主生产车间。偌大的车间里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工位坐着工人。2007年底以前，该厂工人数量一直维持在300人上下，过完春节，有半数工人都没有回厂上班，近两个月陆续又走了一些，现在这32人，是王英哲千恩万谢强留下来的熟练工。这些忠诚的员工仍然在紧张地缝纫，但是仅几十台机器发出的声音明显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气势。

　　留下的工人还不知道，就在当天上午，又有两个坏消息传来：被老板王英哲视作转机的一个订单落了空，另一家香港的经销商更是刚刚宣布破商，这意味着对方欠厂里的80余万资金化作了泡沫。工人们更不知道，老板王英哲如今连当月的水电费都要出去借，已经无力支付他们的工资了。

　　今年上半年，上世纪80年代香港产业转移的浪潮开始在珠三角重演，珠三角这个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灭门之痛”似乎在所难免：万余台资、港资工厂关门，上千家小厂破产，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正计划迁离。同时，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集群链条上的20万家小厂受到影响。

　　最近一两年以来，广东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遭到一连串打击：人民币升值、次贷危机下的美国经济衰退、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宏调下越来越难的贷款、出口退税率下调……新劳动法更是被劳动密集型企业称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致命”稻草。“我们其实比的不过是谁死得快。”不止一个老板这样说。

　　全球无可匹敌的中国制造似乎正急速衰落。据东莞海关公布的今年1至2月出口数据显示，传统大宗商品合计出口17.2亿美元，同比下降0.8%，其中家具及其零件下降7.1%，服装及衣着附件下降4.7%，塑料制品下降9.5%，广东作为全国家电出口的第一大省，今年2月对美出口家电销售额已出现8.2%的降幅。

　　事实上，这是一场潜伏已久的“寒流”，一些长期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荒等不利因素夹击下的一次危机总爆发。那些曾经创造了一波中国民营经济神话的企业主们，正面临何去何从的痛苦煎熬，为员工加工资显然暂时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

　　4月1日，广东最低工资再一次上涨，平均又提高了12.9%，这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人力成本或再提高一成。对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珠三角制造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工人加班曾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获取利润的源泉，但是根据今年1月1日生效的《劳动合同法》，工人加班工资应为平常工资的支付1.5-3倍，加上带薪年假、婚假、探亲假，使得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了一成，企业越大越危险。“工人不闹事还能扛，一闹事肯定得按法律赔偿，到时只能关门大吉。”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与暨南大学曾经组成“广东省最低工资研究”课题组，对该省12个地区的最低工资制度执行情况等问题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广泛调查，共访问企业600多家。他们的调查表明，如果企业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话，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不大。“企业负责人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不是企业家投资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最低工资标准对投资者总的来说影响较小。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如自身优势、投资环境、行业发展前景等等，而不是仅仅考虑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是否较低。”调查报告如是说。
　
　　而据本刊的调查，拥有如此淡然态度的企业并不是全部，叫苦不迭的中小企业不在少数，一些民企更是换着花样采用损害员工利益的办法来规避制度。虽然在新劳动法的约束下，各大小企业的员工工资都达到了政府规定最低标准之上，但是相当多的企业，在执行上都动了“歪脑筋”，采取了之前的低工资不变，把加班费和补助充进基本工资凑数的策略，这其中包括了一些知名企业。

　　本刊采访到的数位广东省官员和学者对此深表担忧。他们认为，在广东省产业结构艰难调整的大环境下，省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实现工人收入倍增难点重重。虽然依靠工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但在市场的强力左右下暂未发挥太大作用，因此目前并无真正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用工资倍增倒逼产业升级“恐有难度”

　　从广东省相关部门官员和学者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已成政府筛选产业的重要手段。“这是一种信号。”广东省社科院学者丁力说。他感觉政府如此决策，不仅是希望企业更关注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欲迫使落后产业加速外迁，为产业升级留出空间。

　　在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上，工人与企业在“谈价”问题上，长期处于一种不自觉的胶着状态：在各种生产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为了企业利润，除非逼得开不了工，企业不会主动在人工价格上再轻易让步；而务工者现在似乎也不急，他们也懂得了用脚投票的威力。

　　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厂对一线生产工人有巨大的需求量，但是一时又难以提供足够吸引人的工资和优厚福利，愿意打这份工的，技能却达不到要求。

　　另一位企业负责人认为，农民工不能为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当然不能大幅提高工资。这位负责人表示，从经济理论上说，高工资能缓解民工短缺，但高工资必然要求高素质。然而，眼下国内农民工素质亟待提高，没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就没有高劳动生产率，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　　

　　曾有媒体载文说，靠硬性法规提高工人工资造成的负面效果，在国际上已屡见不鲜。典型如日本，由于采取终身制和立法限制，上个世纪中后期形成的弊端已制约到企业发展，乃至时下成为日本政府很大的社会性“包袱”；德国工会涨工资也超过企业承受程度，使得德国工人没有竞争力量，大量企业移走导致了经济衰退。劳工成本提高，对我国的冲击也许比德日还要大。

　　丁力的判断是，通过提高广东省工资收入，用倒逼的方法来促进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逼迫企业产业升级，恐有难度。

　　他认为，提高广东省工资收入会把企业往死路上逼，劳动生产率不是随意就能够提升上去的，制约因素很多。通过收入增加来倒逼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好事是不可能有的。

　　丁力说：“目前广东台资、港资劳动密集型企业众多，产业水平落后，属于产业链最低端，劳动生产率不高。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了，收入就很难提高。而要提高外来农民工收入更难。外来农民工本来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如果劳动力不廉价，别人就不会雇用他。外来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能干的活比较粗，市场不可能给他们很高的薪水，这是市场定价，不是政府指定的。”

　　在丁力看来，如果通过政策使农民工工资五年内提高一倍，对于广东的发展将是弊大于利。“广东的经济主要靠低成本、低价格、技术含量不高的企业支撑着。如果把工资涨得太高，企业扛不住，就走了。广东省的企业扛不住，国有企业也扛不住，除了垄断性企业。倒闭的后果肯定会由社会来承担，尤其造成缺乏技术的劳动者的失业。这些劳动法规的初衷本是保护下层劳动者，最终也许会反而伤害了他们。”

　　“谁不想造飞机造原子弹，但我们目前只有‘做衬衫’的技术。”这是广东格兰仕集团副总裁俞尧昌说过的一句话。它似乎说明，产业升级是必要的，但在目前国内资源缺乏、技术落后的现实下，依靠提升工资倒逼产业升级难度不小。

　　自身积累不足难倒产业升级

　　(旁白：丁力说：“目前中国需要提升研发能力和自有品牌，必须以自身积累为主实现这一过程，很难通过产业转移的办法获取。”)

　　当国内外各界评价整个中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中的竞争地位时，长期以来所用的措辞，依然是评论珠三角产业的那一套话。这也许表明，珠三角在产业升级时，与整个国家撞到了同一块天花板上，而且用了太大的气力，这就注定比别的地区撞得更痛，也撞出了一个国家性的大课题。

　　近两年，广东对省内最重要的九大产业发展进行了规划：电子信息、汽车、机械和医药集中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包括建设电子信息工业七大制造基地；形成轿车生产基地和环珠三角汽车零部件产业带；重点发展现代中药、生物制药、海洋药物、新型化学药品制剂和高新技术医疗器械；发展以广州、深圳、佛山为三大核心的装备制造业；在沿海或江河下游建立石化和制浆造纸，其中石化产业将建立5个炼油项目、5个乙烯项目和5个石化基地，并争取在惠州、茂名、湛江和珠海等地建设国家储备油库；家电、纺织、食品、建材等增长较慢、增值较低、资源消耗较大的传统产业，向专业镇、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高速公路网已经建立，以减低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与珠三角的物流成本。

　　对于广东产业升级，官员和学者中的乐观派们一直认为，无论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是取消退税，都有利于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定要以此为契机，将这部分产业转移到落后地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承接打下坚实基础，实现从过去单纯的加工基地向制造、研发、服务综合基地转变，最终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的。

　　可显示情况并非那么简单。

　　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林江认为，造成广东本轮产业升级困难的因素众多。

　　产业结构方面，广东以外向型轻工业为主，本身技术含量不高，技术溢出效应很小，大量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不高、劳动生产率低下。

　　民营企业没有形成独立的产业结构。广东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以东莞等地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只是给外资企业做配套生产，本来数量就不多，还严重依赖外资企业，很难独立支撑起广东经济。

　　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广东发展的瓶颈。大量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往国外，而没有形成内销渠道，尤其是台湾企业。以东莞为例，那里台资企业占40%左右，产品几乎完全出口，企业自身资本小、技术差、经营理念落后，不愿意也没能力进行产业升级，更不清楚如何开拓内地市场。政府由于牵扯到两岸政治关系又不愿意过多加以要求，这样的台资企业很难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

　　林江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在经济领域所形成的特有的“岭南现象”。他解释说，广东省始终没有像长三角一样建立区域合作，而是各市各自为战，广州不服香港，深圳不服广州，东莞不服深圳，相互竞争、窝里斗，都想自己做“老大”，因而没有形成合理的珠三角产业结构布局。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广东省有三家之多的汽车企业，广州市居然就有两家汽车制造厂(本田、丰田)。这种氛围也导致珠三角没有形成长三角那样以上海为龙头，金融、技术、大型制造、劳动密集型企业、副食品加工、农业生产一条从上到下的完整的产业链。

　　记者调查后发现，对于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退出，地方政府态度很谨慎，他们采用了一种保守的做法，即在稳住已有传统产业的同时提高对新进企业的要求。东莞虎门镇村头村外经办主任卢耀文透露，对于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迁，市领导的意思是不支持但也不反对，企业走不走其实还是自己说了算，而依附于这些工厂牟利的村民也不希望企业离开。

　　有部分学者和官员对地方政府的不积极表示不解，担心造成企业发展受限、产业升级延缓。丁力认为，造成地方政府态度谨慎的根本原因是本轮产业升级的困难空前。他说：“目前中国需要提升研发能力和自有品牌，必须以自身积累为主实现这一过程，很难通过产业转移的办法获取。”

　　丁力长期关注和研究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这不免使他生出很多方面的担忧。他看到近几年很多企业和地方政府把劳动密集型企业冠以科技创新的旗号，所谓高新技术区、科技园区四处开花，企业仍像十年前那样热衷招商引资，但真正的企业模式却没有实质的更新。这在丁力看来都是产业创新的制约因素。

　　丁力也不赞成简单把产业升级单纯理解成驱逐劳动密集型企业。他认为，劳动密集型作为一种能为地方带来诸多正面效益的产业形态，还是应该作一定量的保留和扶持。在这一点上，不少官员和学者的观点与他不谋而合。

　　林江认为，广东目前尚有一定的空间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趁此期间，逐步发展内源型经济，实行内源外源并举。他说：“目前广东产业升级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府与企业间的沟通还不够，双方就产业升级的时间进程、具体方式、实施措施没有形成共识。此前，由政府主导产业升级，企业在政策制定前缺乏与政府的积极沟通，导致政府了解不到企业的实际情况，匆忙制定政策，之后企业消极服从，这样最终会产生严重后果。一方面政府政策无法落实、产生意想不到的不良结果，另一方面，企业无法承受，纷纷出走、倒闭，即无法完成产业升级，又使经济蒙受巨大损失。”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