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首席经济评论员:分享全球化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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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分享全球化的益处

　　全球化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经济课题。它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重要问题之一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朝着更为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迈进的步伐，出现倒退的可能性有多大。不幸的是，历史表明，全球一体化并非必然：经济学可以提出建议，但决定权却属于政治学的势力范畴。
　　在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今年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组织召开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他发言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对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行简要回顾之后，伯南克指出，“社会及政治层面对于经济开放的反对声音会很强大。尽管反对来自许多方面……但主要原因是，尽管生产模式的转变能够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多的总产出，但它可能危及一些工人的生计和一些企业的利润。”他指出，我们需要确保经济一体化的好处得到充分且广泛的分享。

　　美欧仍是全球经济核心

　　伯南克含蓄地把问题的焦点集中于高收入国家的政治层面；此外，他将注意力放在商品及服务贸易方面。他是对的。美国和欧洲仍是全球经济的核心。同样，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比贸易问题更敏感。
　　那么，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会对高收入国家的贸易及生产造成什么冲击呢？伯南克提出了当今全球化中与之相关的三个新现象。
　　首先是一体化的规模和速度。目前，全世界的商品出口额超过生产总值的20%，而在1913年(上一轮全球化的尾声时期)，这一比例只有8%，甚至在1990年，这个比例也只有15%。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中国、印度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表明地球人口的更大一部分正在(至少是潜在地)融入全球经济。”
　　其次是劳动力国际分配的转变。高收入国家曾出口制成品，换回大宗商品。现在，发展中国家有能力生产及出口高收入国家制造的东西。

　　数字革命使分工达到空前程度

　　第三个新现象，正如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伊斯特班?罗西-汉斯伯格(Esteban Rossi-Hansberg)在杰克逊霍尔研讨会上提出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分工贸易”的增长。数字革命使生产的分工达到空前程度。认为服务无法贸易的传统假设已经过时了。那些可以被转变为“比特”的东西，比商品更具贸易潜力。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一个常见的回答是，来自廉价亚洲劳动力的不可抗拒的竞争潮，将淹没高收入国家的经济。而那些稍微不那么危言耸听的人表示，因为穷苦的亚洲劳动力成功设定了全球工资标准，富裕国家的工资将会崩溃。
　　在此次研讨会上，有两篇报告很好地阐述了这些担忧。第一篇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托尼?维纳布尔斯(Tony Venables)，指出了经济活动集聚(agglomeration)的种种固有优势。的确，经济活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地理邻近性(proximity)所带来的益处。少数几个城市主导着全球金融业(乍看之下，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可贸易的活动)，正是最好的例子。维纳布尔斯教授提及有关邻近性益处的详细研究：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将生产活动从一个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转移至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会使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提高40%。

　　什么情况下转移生产活动？

　　这种分析思路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集聚带来的益处相对较小，或是转移业务会带来较大益处的地方，生产活动才会发生转移。后台职能的迁移正是前者的例证，而将制衣生产活动转移至贫穷国家则是后者的例证。不过，只要付出一些努力来维持，现有专业诀窍中心的优势是能够持续的：近三个世纪以来，伦敦一直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维纳布尔斯教授认为，转移这里的生产活动，不仅非常困难，而且很“笨拙”。
　　更重要的是，贸易并非“零和游戏”。格罗斯曼教授和罗西-汉斯伯格教授通过分析显示，贸易的成本优势在生产链“分工贸易”的新世界可能如何体现，说明了这个道理。在这方面，他们再次得出结论，贸易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比广泛讨论所表明的更为复杂。“分工贸易”具有三种潜在影响：随着许多企业将那些可以在国外以更低成本完成的业务外包出去，它会提高生产率；随着出口价格相对于来自新供应商的更为廉价的进口商品的价格出现上涨，它会改变相对价格或贸易条件；随着劳动力从其先前从事的生产活动中释放出来，它会增加劳动力供应。“分工贸易”的净影响无法预测，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务外包等同于科技进步。反对贸易，与反对其它可能提高生产率的事物一样不合理。

　　发展中国家更有理由担心发达国家

　　这些分析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结论是，发展中国家更有理由担心高收入国家已经确立的优势，而不应是高收入国家担心发展中国家的冲击。第二个结论是，新来者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会带来巨大益处：例如，1993年至2004年之间，相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的进口价格，美国的出口价格累计上涨16%。第三个结论是，技能相对较低的工人可能终究不会因为外包而受损失。最后一个结论是，贸易机会增加，等同于生产率提高，理应受到同样的热烈欢迎。
　　输家所受的痛苦，是贸易之整体益处的另一面。但这终究是一种痛苦。我们需要想方设法，确保贸易的益处得到广泛分享。我们可以资助对工人进行再培训，补贴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或者补贴那些对非熟练工人的未来尤为重要的商品和服务(最明显的例子是医疗和教育服务)。
　　政治方面的挑战在于，围绕那些会让几乎所有人长远受益的变革，如何达成共识。在不同的国家，答案不同。但我们必须找出答案。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潜在益处，而政策必须确保这种潜力得以实现。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在7月份夭折，就表明了决策者们仍未意识到其中的紧迫性。

　　相关链接:“世界工厂”与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按照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世界工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来料加工型的“世界工厂”。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跨国公司就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工业品的生产加工基地。这类“世界工厂”在国际分工生产价值链中处于最低端；第二类是原材料的采购和零部件的制造实行本土化为主，跨国公司控制着研发和市场销售网络。这种类型较第一种类型的层次提高一步，但仍然属于生产车间型的“世界工厂”；第三种类型是既具有研发能力和名牌，也控制着国际市场的销售网络，既在本土进行加工制造，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一类“世界工厂”能够获得生产链的最大经济利益。只有成为第三类“世界工厂”，才能真正成为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体。
　　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增长是全球最快的。其中，1985－1990年的工业生产指数上升了l．86倍，1991－1996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又上升了3．75倍，而世界上其他的制造业大国如美国、日本的增长相对较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由于中国制造业生产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导致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份额呈不断上升之势。1980－1997年的17年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从l．4％上升至5．9％，平均每年上升约0．26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制造日益成为世界的新生力量。通过十几年的迅速发展，中国在不少重要工业产品方面已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生产大国，中国现在已有100多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处于世界第一位，囊括了家电制造业。通讯设备、纺织、医药、机械设备、化工等十多个行业。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工厂”，更多的不是一种目标，而是客观发展的过程，而这种过程正是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网络化生产以及中国在当今国际分工中地位紧密结合的。中国所追求的应不仅仅是“MADE IN CHINA”，而是成为如英国、美国一样世界经济的重心。也就是说中国不仅应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同时也应逐步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强国.

　　来源: 新华网　2006-09-12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编辑：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信息部